1962年1月3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宴请章士钊、王季范、仇鳌和程潜等人。席间还有一位身份特殊之人——末代皇帝溥仪。
闲聊之时，毛主席问溥仪：“传国玉玺放哪里了？”
传国玉玺在封建社会是权力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看重它。清朝灭亡之后，封建社会不复存在，但是外界对传国玉玺的关注以及流言从未间断过。
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一定知道传国玉玺在哪里。
然而，溥仪的答案，却引起了全场哗然。
冯玉祥部队进京，溥仪被赶出皇宫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根据军事部署，冯玉祥是要去前线打仗的，但是走到半路，他突然返回北洋政府的所在地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
他率领军队包围了总统府，抓住了时任总统曹锟，解除了吴佩孚职务，宣布成立“国民军”。
政变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冯玉祥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想趁机夺权，也有人认为他是反抗北洋政府对封建王朝太仁慈。
在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中，他阐述自己当年发动“北京政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革命不彻底，他不能容忍前清小朝廷的存在，因此，他下令把溥仪等人赶出皇宫。
从历史角度来看，他这一举动确实挖断了封建遗老遗少们想要复辟的根基，斩断了像张勋那样的“辫子军”再次出现。
11月5日，冯玉祥命令鹿钟麟和张壁带领20名得力干将，乘坐汽车到皇宫，把皇室人员、太监以及宫女等人全部都清理出来。
同时，鹿钟麟等人还将原来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的一千两百多人全部都换成了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
待故宫内外重要防守安置妥当之后，鹿钟麟命人先把故宫里的电话线割断，断绝宫内宫外通信。
上午9点左右，鹿钟麟带领着李煜瀛等人前往溥仪住处，路上遇到时任清室总管内务大臣邵英等人。
邵英见他们气势汹汹，猜测情况不妙，作为经历无数风雨的老臣，他还是很快调整好状态，接受安排。
他猜测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没想到是冯玉祥下令让溥仪等人即日迁出皇宫。
清朝数百年间，皇室一直居住在故宫，突然下令让他们迁出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鹿钟麟是已故宣统年间大学士鹿传霖的同族人，李煜瀛的父亲李鸿藻是光绪年间的吏部尚书。
邵英决定搬出私人关系，希望能网开一面，质问他们：“你们怎么能这么办？”
鹿钟麟不想为难身为人臣的邵英，很多事情身不由己，直接将北洋政府刚刚修订好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递给他，由他转交给溥仪。
溥仪看到文件之后，随即在宫内召集了“御前会议”。
敬懿和荣惠两位太妃不同意搬出宫，邵英提议以此与鹿钟麟协商，拖延出宫时间。
而鹿钟麟当即告诉邵英，时间一到，你们如果没有出宫，我们就会动用枪炮请你们出宫。
邵英见不远处一排排大炮正对准皇宫，也不再敢讨价还价，只好如实向溥仪回禀。
双方经过大概三个小时的协商，最后决定，溥仪等人今天出宫，留在宫内的物品暂时贴上标签封存。
鹿钟麟在人群中见到溥仪的身影，当即上前拦住他：
“你想带走你宝物，我不阻拦你，但是你必须把传国玉玺交出来。”
溥仪示意鹿钟麟可以搜查，他和他的家人没有把玉玺带出宫。
鹿钟麟追问道：“传国玉玺放在哪里了？”
溥仪很冷静地回答：“我登基的时候，听说玉玺放在交泰殿。你去找，肯定能找到。”
传国玉玺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是无价之宝，鹿钟麟认为一定是溥仪私藏起来了：
“我们是奉命请你出宫的，民国都已经十三年了，还幻想着坐在龙椅上称孤道寡？”
鹿钟麟见溥仪并没有打算交出传国玉玺，再次提醒他：
“我要的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的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上面的八个字是什么，不是你登基时刻的那个。”
溥仪已经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了，他知道自己无法跟鹿钟麟及其背后的势力较量。
因此，向鹿钟麟坦白：“你说的传国玉玺是传说中秦始皇做的，我真没见过。”
不仅溥仪没见过，连他老祖宗皇太极、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也没见过真的传国玉玺是长什么样的。
传国玉玺流失，至今不知所踪
溥仪并没有说谎。传国玉玺并不是溥仪专属，也不是清朝皇帝才有。
玉玺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专指皇帝专用的印章，起源于秦始皇。
秦始皇命令李斯在和氏璧上雕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传国玉玺由此诞生，它也成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游洞庭湖的时候，龙舟差点被风浪倾覆，秦始皇便将随身携带的传国玉玺扔进湖里，祀神镇浪。
8年后，有人再次得到了玉玺，将其上交给了秦始皇。从此以后，秦始皇将其视为珍宝。
到了汉朝时期，玉玺又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得此玉玺，代表着“受命于天”，失去则意味着“气数已尽”。
刘邦得到这个玉玺，登上皇位，四海之内，众望所归。
汉朝皇帝登基时，都会拿出这个玉玺证明自己的身份，玉玺也因此被称为“汉传国玉玺”，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传国玉玺”。
到了曹魏代汉时期，传国玉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
曹丕得到传国玉玺之后，让人在玉玺上刻上“大魏受汉传国之玺”，以示自己的权威。
历代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拿着传国玉玺昭告天下，证明自己登上皇位是顺应天意，是合情合理的。
传国玉玺作为皇权的象征，一代代相传下去，它也跟着朝代的兴衰，一起在岁月的长河里浮沉着。
据记载，“靖康之难”时，金兵南下，掳走北宋的徽、钦两位皇帝，传国玉玺也被金人抢走了，从此以后，销声匿迹了。
直至到了元朝时期，传国玉玺突然出现在元大都的集市上，元朝后期权臣伯颜命人买来。一时之间，市面上的传国玉玺非常多，但是他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传国玉玺。
因此，将这些传国玉玺上的字全部都磨掉，然后分发给朝中大臣，刻成私人印章。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作为汉人，他非常希望能找到传国玉玺，因此专门派徐达去漠北追击蒙古首领，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因此，经历了一千多年朝代更替的传国玉玺究竟去了哪里，无人得知。
清朝时期，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树立满人在汉人中的威望，也曾找过传国玉玺。
而在故宫的交泰殿里，确实有一方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但是乾隆皇帝在钦定传国玉玺的时候，认为它是赝品，因此将它排除在外。
追溯传国玉玺的踪迹，根据现有正史史籍中关于传国玉玺的记载，史学家发现它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眼中，是在后唐时期。
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割让幽云十六州，换取契丹的援兵。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将后唐皇帝李从珂围堵在洛阳的玄武楼上。
李从珂命人在城楼下放火，阻挡石敬瑭和契丹的兵围攻城楼，但是寡不敌众。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抱着传国玉玺从玄武楼上跳下传国玉玺上面的八个字是什么，自焚于火海之中。
后唐灭亡，传国玉玺不知所踪，从此添上了神秘色彩。
传国玉玺不知所踪，上交乾隆田黄三连印
不管传国玉玺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可以肯定的是，清朝的皇帝们没有见过真的传国玉玺。
在《清太宗实录》里记载，皇太极使用的“制诰之宝”是元顺帝北逃时期，带到蒙古去的。
明朝建立后，“制诰之宝”也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意义。
两百年后，蒙古林丹汗在临时之前将这玉玺交给了苏泰太后保管。
后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截获玉玺，后将玉玺交给了皇太极。
在一些汉臣的讨好蒙骗之下，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在皇太极看来就是真的传国玉玺。
自顺治皇帝登基后，朝中汉臣越来越多，他才意识到“制诰之宝”并不是秦始皇时期流传下来的传国玉玺，被鉴定为是明朝时期才出现的玉制品，因此不再使用。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批判《清会典》把“制诰之宝”奉为传国玉玺一事，认为这个玉玺“宝虽重，一器耳”，就是一件器物而已。
另外，乾隆皇帝还直接将“制诰之宝”从玉玺中除名，降级为元代遗留下来的古物。
乾隆皇帝为了避免祖宗被众人贻笑大方，开始对外宣传，“君人者，在德不在宝”。
也就是说，他们能当上皇帝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能力，而不是因为传国玉玺的庇护。
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怎么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自己打自己的脸。他开始重视玉玺，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象征自己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印章——乾隆田黄三连印。
当然了，他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这印章会被他的后世子孙溥仪带出皇宫。
他更不会想到，抗战胜利后，溥仪会把这印章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准备逃往日本时，被苏联军人抓住，在苏联伯力监狱待了5年。
1950年7月30日，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在监狱里得知社会各界都在捐款买飞机大炮，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把乾隆田黄三连印上交国家。
他知道国家不会卖他上交的印章买飞机大炮，他只是想借此机会，向组织表达自己确实有在改过自新。
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毫不避讳自己交出印章这一招，在被关押在苏联时期就使用过。当年，他给苏联监狱一些宝物，之后，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说这次他是故技重施。
他上交宝物之后，监狱方面并没有立即释放他，他还是要继续接受思想改造，继续学习如何自食其力，以便日后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新社会公民。
而他所捐赠的乾隆田黄三连印重新回到故宫里后，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特赦恢复自由，新中国的公民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进行改造的溥仪，并不是像自己之前预想的那样，暗无天日、不知自己将来的命运在何方。
实际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溥仪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进步的程度。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对溥仪等人不能直接处决，而是应该继续贯彻执行以逐步改造为主。
改造溥仪，除了改造他当皇帝时养成的穿衣吃饭需要人帮助等不好的习惯，还要教他如何跟社会接触，可以让他帮助医务室打扫卫生或者是带他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毛主席提出特赦的决定。随后，刘少奇根据常委会的通过的决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
所有人都想被特赦，但是他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都认为这次特赦只会释放那些官职小且犯罪情节较轻的人。
溥仪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毕竟自己在抗战时期有通敌卖国的行为。
当他得知被特赦的消息后直言：“我不够特赦条件，你们改造的时候表现都比我好。”
他虽然比别人进步慢，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地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
次年2月16日，北京市民政局给他开了介绍信，分配他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工作。
考虑到溥仪大半辈子没怎么工作过，研究所最初只让他负责浇水和打扫卫生。等这些事情做得非常顺手之后，安排他到温室里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
除此之外，大家也关注他的个人生活，在同事的介绍下，他与医院护士李淑贤相识，并于1962年4月30日结婚。
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他，是在他结婚前的三个月。
当时，毛主席已经知道溥仪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宴请他，无非就是想了解他对自己的这些变化，有哪些感受。
大家都已经到场入座了，溥仪是最后一个到场的人。毛主席向众人介绍，眼前这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本就不擅长社交，听到毛主席向大家这样介绍他的时候，变得更加紧张了。
在场的人见他这种状况，只好转移话题，聊一些轻松的事情。
随后，服务员端上来的菜是炒辣椒、炒苦瓜和豆豉等素菜，主食是米饭和馒头，喝的就是葡萄酒。
从服务员那里得知，毛主席平时的伙食也是粗茶淡饭。
溥仪当过皇帝，吃过山珍海味，他没想到毛主席过得如此朴素。
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但当时仍处于特别困难时期，毛主席能够以身作则与老百姓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非常值得敬佩。毛主席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与大家边吃边聊。
其他人与毛主席畅谈，溥仪始终不说话。
哪怕是吃到他不习惯吃的辣椒，辣到满头大汗，他也不说话，而是吃米饭或者喝水淡化辣椒味。
毛主席见状，故意开玩笑问他传国玉玺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传国玉玺在哪里。”
溥仪此话一出，顿时满座哗然。而溥仪也似乎显得更加紧张了。
为了转移溥仪的紧张情绪，毛主席不再追问传国玉玺的事情：
“新中国也有一个‘玉玺’，不过不像封建社会的皇帝用玉做的玉玺，而是找民间的匠人做的纯铜的‘玉玺’。”
之后，毛主席又向溥仪介绍了新中国走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之后，毛主席从章士钊那里得知，溥仪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元。毛主席不仅提议给溥仪涨工资，而且还亲自派人送2000元给他。
有人认为每个月180元够日常生活消费了，但是毛主席还坚持送钱给溥仪。
有人询问原因，毛主席开玩笑道：“他是皇帝嘛！”
到了1964年，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推荐，溥仪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这里还有杜聿明、鹿钟麟、宋希濂、沈醉等，与溥仪一样都是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
他们聊起历史来，总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溥仪与杜聿明的关系最好，两人曾相约一起去故宫、井冈山等地游览。
时过境迁，溥仪还和曾经把他赶出皇宫的鹿钟麟在一起喝酒。
结尾
从封建王朝的皇帝到新中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公民，溥仪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同时个人成长变化也非常大。
溥仪在晚年时期，能够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除了溥仪个人的努力以外，还与国家的政策、国家领导人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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