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的风格是由诸多因素组成，无论哪种风格，皆来自这所大学的气场气质，而大学的气质很大部分由校长与学生所赋能而成。
关于西南联大，关于梅贻琦，已有书籍专门写有，或者笔墨较多，也都非常不错。但我认为，著名作家、学者岳南所著《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是至今为止，描写那个年代环境影响下的梅贻琦较为精准的一部作品。上下两册，娓娓道来，犹如清风拂面，描写了一个在时代变迁中的梅贻琦，也多方位展现了“清华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场景，也没有矛盾突出的曲折故事，它犹如历史沉淀下的画卷，缓缓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共同经历和见证清华园若干风浪。
回顾往昔，清华园风雨变幻，多少英雄才俊聚首，又走马观花一样离别散去。校长职位历来是各方重视和集聚的主焦点。前后任职校长职位的（按序排列）：唐国安、周诒春、张煜全（赵国材代理）、罗忠诒、严鹤龄（代校长）、金邦正（任期一年八个月）、曹云祥、严鹤龄（代理校长2个月）、温应星、罗家伦、乔万选（被学生拒）、吴南轩（3个多月）、翁文灏（临时校长）。
唯有在梅贻琦来后，才稳定下来。在他之前的清华校长，命运不一，有被赶走的，有自己溜走的，最短的吴南轩实际主持清华大学校务只有三个多月。清华校长难，难在哪里？因为面对的不是一所中国普通高校，而是一个在庚子赔款中由美国发起创建的大学。管理这所大学的有美国基金监督处、教育部、时任最高权力者，还有诸多自由且充满正义感的教授和学生们。这一支强大的力量组成的队伍，可想而知，要当校长，当好校长有多大难度。
历来，就有清华自由主义派与政府当局连同政治威权的对抗和缠斗。到了吴南轩时代，“教授治校”与“校长专权”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结果导致教授会与师生合力抵制，吴南轩及其亲信干将在仓皇避入东交民巷饭店后，被迫全体辞职。
终于，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当选校长后，在清华大礼堂就职典礼上的发言：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正是这一教育理念，主导着梅贻琦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在北平的清华，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或是后来在台湾新竹创办的清华原子能科学研究所，目的皆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而实现上述目的，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在1932年9月的开学典礼讲话中，梅贻琦再度提到他去年就职时的“大师说”。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学术自由
1909年，清华的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入学发榜那天，只见一个人在看榜，你看不出他是考取了还是没考取，他就是梅贻琦。年少时，他便表现出沉稳的一面。从最早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到伍斯特理工大学毕业后，放弃攻读学位而回国做事，一是负担家计，二是施展才华，实施抱负。后来到清华任教，曾有一段时间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个职业。张伯苓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他听取了劝告。罗家伦来后，调离他，到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他同样完成得很好，再后来，他被任命为清华校长。重返清华，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这一决定他本人以及清华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梅贻琦是真正渗透“无为而治”，并善于在实际中应用的智者高人，不是外强中干的人物，更不是大权旁落的傀儡。
有容乃大，对于教授们的不同见解，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照他说：在一所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梅贻琦推崇学术独立，营造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氛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梅贻琦心胸开阔，不拘一格揽人才，认为大学不是要大楼，而是要大师，使得清华名师云集，不到10年就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思想开放，包容并蓄，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能够在清华并存，让清华成为研究学术、造就人才的肥沃土壤。
这一切，均源自爱，源自清华大学对学生所持有的“特殊的感情”。
清华大学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而来梅贻琦怎么读，原招收的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教师对学生的感情如同父母视孩子，此为高校与其他高校的不同，或称之为特殊的感情因素。正如清华校友孟昭彝所言：“平抑情绪最忌高压遏制，或严词训诫等方式的，工程师们会导洪流而成为受管制的河道。”梅贻琦深知此道。
独立思考
对于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梅贻琦怎么读，其中一点，便是众所周知的通识教育。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不具备通才的基础和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很难成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以及对人类有大贡献的各界领袖人物，此一见解为中外历代有大成就、大事功者所验证。而在清华各个时期，适时调整，不断完善，朝好的方面学习，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杨石先听从劝告，改变了对科学知识的认知。“不窥园”的学生整日好静不好动，躲在树荫墙角等幽静处悄悄读书。一个叫杨石先的学生躲在操场附近看书，被周诒春偶遇，便问：“你为什么不运动，违反校规呢？你将来想做什么？”杨石先只得说：“想当个科学家，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救国。”周诒春说道：“像你这样病弱之躯，将来如何耐得劳累？学成也无法行事，何以救国？何况还没有学成成就就已半途夭折的可能呢！”的确如此，有好的志向和远大目标，如果因其身体因素不能胜任，那是最大的遗憾。见周诒春说的有理有据，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起伟大的梦想。于是，杨石先接受了，开始锻炼。
马约翰倡导运动，打破了对体育教育的偏见。马约翰倡导体育运动，一开始，不但得不到罗家伦校长的鼓励支持，反而受到蔑视与压制。罗家伦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简直是不成体统，于是将马约翰降职降薪，改为教员。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看不下去，纷纷劝马约翰辞职。马约翰则认为：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不肯离职，照常教学。不久，他带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华北区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欢迎他和队友们，把他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又升他做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还送了一个银杯。体育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马约翰对事业的热爱与坚持，不计个人利益，他倡导的体育教育带来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值得肯定的可圈可点的智者行为。罗家伦对体育运动的刮目相看，从反对到加入，表现出了豁达的胸怀。他们拥有一颗爱校爱学生爱教授之心，善于在不断变化中调整。胡适后来对出任过新竹“清华”大学校长的沈君山谈到马约翰时说：“他对清华学生的影响，清华校风的形成，比许多教授加起来还大。”
梁嘉彬“东施效颦”，闹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遗憾。因闻陈寅恪精通十余国语，梁嘉彬欲学其做法，于是旁听德语数周，又旁听政治、经济、地理各系功课。不料他因此读书至第三学年，已自觉神经衰弱，常患心跳，始知东施效颦为无益，天赋有限也。此事让梁嘉彬和后来者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天才具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使命，凡夫俗子可以追赶，但不能并驾齐驱，更无法超越。各行其是，各尽其责，不强求和他人一样，做好自己，便是最好的了。
华罗庚进修深造，树立了科学延揽人才的典范。梅贻琦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华罗庚，自学成才，经数学系教授推荐后到清华，先由学校安排到图书室工作，再到美国读书等一系列科学安排，对他的求学生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来，梅贻琦在台湾新竹“清华”期间，邀请著名教授到台湾“清华”来看一看，著名学者教授纷纷回校服务母校，授课、开讲座等对学生学术成长大有裨益，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荣获诺贝尔奖，跟梅贻琦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密不可分。
绝不盲从
自由与民主，是照耀西南联大前行和取得光辉成就的灯塔。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然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执掌教务和兼理研究院事宜后，仍像平时一样沉默寡言，工作重心则移到全校的教学改革与备受关注和非议的大学部课程中来。
在史中求史识，吸取历史的教训。在不同点上，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寻找平衡。身为常务会主席的梅贻琦，在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讳的便是一家独大，或渐渐演变成一家独强甚而独霸，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梅贻琦曾劝蒋梦麟不要做甩手掌柜，也不要整天喊着“对于联大，我不管就是管”等好听的口号，他是实实在在做教育，实实在在为教授、行政和学生服务。如闻一多的倔强与才干，他接受。为了保住西南联大不至因一二一惨案事件的罢课被撤校，教授们自发舌战三天，他苦口婆心劝阻，达成了共识，保住了学校不再被军警困扰。
梅贻琦深知，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爱。这一点，他终身奉行，并以言行为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作为校长，他保护了一批教授和学生。保护闻一多等言论自由，闻一多被枪杀后，是他组织操办后事，并对闻一多的成就给了极大的肯定。正因为学校倡导的“专注做学问”，使得教授和学生们水乳交融，随时在一起碰撞、交流、探讨，才有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抗战期间，不少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来西南联大参观访问，梅贻琦作为联大的三个常委之一，经常接待来访贵宾。
梅贻琦不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他能看懂官场的权术之道，但不玩弄权术。西南联大在办学八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其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绝不盲从的他，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勇气与担当。
“三不原则”
梅贻琦“三不原则”在书中有不少体现：薪水不独享、公款不私用、守贫不逐流。
这点很早就从他的生活态度中反映出来。薪水拿得少，因为费用不够，梅贻琦生病住院，直到逝世办理丧事，都是教授和学生们资助的。逝世后，众人打开他常带身边的箱子，每一笔账单，每一笔款项，那是对清华基金的完整保护。因清华是享受庚款最大机关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成为群雄逐鹿的焦点。无论各方来客是正面强攻还是侧翼插进，他都以一己之力给予了清华基金最好的保护。
书中描写了他的孤寂。无助的时候，学生闹事，军警抓人要名单，他不得不提供一份带头闹事的学生名单，但只是名单，并告诉军警，名单地址可能有误，保护了每一名学生。
他贫穷又富有。在新竹选址原子能研究所时，很大气的对同仁说：这里，将有几千人的队伍，而当时，只有区区十几个研究生。他大气而不张扬，严谨而不守旧，智慧而不功利，在艰难困境中的坚韧与坚守，尤为后人所敬仰。
杨振宁曾谈到，若要了解一个人，先要了解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家庭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品行与行为方式。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在昆明卖糕点以补贴家用，因舍不得穿袜子，害的脚被鞋“割”坏了。儿子眼镜摔坏了，没有钱再配一付。为筹备和建设好台湾新竹“清华”，住宿条件不允许，韩咏华便留在美国，靠在医院当护工维持生活，直到66岁。在商量梅贻琦埋葬在新竹“清华”期间，工作人员曾几次提出买双墓，目的是给梅夫人去世后留有位置。韩咏华谢绝了，她说，“梅贻琦属于清华，他可以葬在这里，我不是清华的，不用葬在这里。我和他都奉行基督教，我们会在天堂相会，不用安排。”
趣事也不凡
书中，不乏有趣的小事，读起来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清末探花左霈，曾因赞助戊戌政变罢官，然而却赞成多妻制。他的理由是男子譬如茶壶，女人譬如茶杯。一把茶壶的水可以倒在若干茶杯中，但几个茶杯中的水却不可以倒在一个茶壶内，那样做，水会变浑浊。
罗家伦在清华主讲近代史，到第二周只剩下一个学生，第三周只剩下教授一人——他自己，到了第四周，整个教室台上台下空无一人。据当时选修的周培智说，他在清华“事实上只讲课两周即缀讲。但他对建“一个完整的清华”功不可没。在与吴宓的交往信件中，因吴宓不愿搬出住房事声称“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一事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双方皆大欢喜。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举办了一个对罗家伦的纪念会，王世杰谈到他对清华的贡献，最为主要是他在做清华大学校长时，中美庚款的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一些官僚的支配下争取过来，使清华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资格不合的推荐，他一律拒绝，因此得罪不少人。
李济在美国是个杰出的人类学研究生，他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伯苓有次问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什么好处都没有。
钱钟书拒绝留校当研究生，说没有一个教授配当他的导师。叶公超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见他写过任何文章。潘光旦除了吃菠菜豆腐汤，还想吃点荤，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书中小故事也不凡，引导着读者进入远去的岁月，表现了大师们平凡而不平庸，真挚而独立的人文情怀。
当然，最精彩的描写是在梅贻琦。正如叶公超所说：“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短短几句，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灵魂。但书中提及的“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从环境中体验出来的最好的处世和治事之道。”我并不认同，这很可能是梅贻琦的个性使然，并非环境造成。他说话轻言细语，内练、低调，陈寅恪有次说：“要是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当校长后，曾邀请周诒春做讲座，周诒春坚辞不就。他解释：“我不敢接受同学盛意的原因，完全是个人的。我此前所办的清华，是中学的范围，同学们多属小孩子，并且是留学的预备教育。现在的清华，是完整的大学及办有研究院，同学们都是大学生，管与教都需要另外一套学问。免得出丑，所以致谢。”
周诒春的回答以及梅校长的故事，甚至追溯到今日，读者会问，清华何以不同？那是教授们倾其所有，为学生们着想。在他们年少时，教授们把他们看成小孩子来养育、培养。当他们长大后，看作成年人，看做是同等境界或者在自己之上的认识水平，鼎力相助。
整部书一气呵成，纪实叙述，对多年被掩蔽的各清华校长在任职期间事作了较为详尽的披露，兼有故事性，对当代教育有思考借鉴作用。
如今的清华，在秉承好的作风外，面对新时代新环境，厚重的文化和宽广的视野，勇于变革的勇气，足以抵挡前进中的风风雨雨。我特别喜欢梅贻琦的一段讲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此天明风定之日，不久可望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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