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
中国曾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2000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二大GDP。 既有国人津津乐道的汉唐，也有任人宰割的晚清。 因此，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象怎么解释都不过分。
中国自古就是经济大国。 大多数时候，它的经济总量要么是世界第一，要么是第二。 根据当代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的记载，可以说，中国除了从明朝到清朝是世界上GDP第一大国， GDP长期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GDP连续3次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除了从明朝到前清都是世界GDP第一大国，还长期是世界第二大GDP国
中国在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GDP也都位居世界第二，但其外交效果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不尽相同。 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区别：
第一，和世界GDP老大的关系不一样。
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GDP世界第二大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第一GDP大国的关系，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外交的成败。 当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GDP时，GDP领先者是印度。 中印两国在此期间一直友好往来，老大和老二一直是兄妹关系。 19世纪以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 印度的佛教、哲学、农业、音乐、舞蹈、雕刻、医学等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也是印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朝代。 自汉代以来，许多印度僧人来华传播佛教。 向西方学习。 英国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后，很快就不远万里来到亚洲，向当时世界GDP老大中国发起挑战，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当中国从GDP第一的位置跌落，第二次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新的世界GDP第一的英国对第二毫不客气。 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西方列强侵华的狂潮。 2010年中国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GDP时，世界GDP的老大是美国。 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不同于老大时的中印关系，也不同于老二时与英国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中有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恰恰表明，两国在某些方面互信互助，在某些方面互谅互让，在某些方面互疑互防。 也有相互对抗、相互争斗，也有潜在的冲突对抗因素。 中美关系总体稳定。 与过去三十年的关系和氛围相比，虽然冲突的风险系数有所提高，但差异仍在可控范围内。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二是影响范围不同。
当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GDP时，中国主导了一个国际秩序——东亚秩序近2000年。 自汉代以来，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确立了主导地位，东亚体系不仅包括东亚，还包括东南亚和中亚。 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实现对东亚秩序的主导，即实现对东亚的区域治理。 中国向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周边外国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往往直接册封朝贡体系中的相关政权； 为承认中国主导地位的外国提供安全保障； 通过赏赐朝贡国扩大软实力，让皇帝的威望远播。 中国通过册封、奖赏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的稳定。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世界GDP第一大国变成第二大国。 这是中国第二次成为第二大。 和第一次生二胎相比，影响的范围是天壤之别。 不仅中国失去了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老大，中国也面临亡国灭亡的危险。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GDP。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中国前两次GDP世界第二的时代。 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为全球治理提供最多公共产品的时期。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一些人一再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第三，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公共产品不同。
当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GDP大国时，中国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东亚区域治理，为东亚体系国家提供适合的公共产品。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是真正的全球治理，提供满足全球需求的公共产品。 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维护者、改革者和贡献者。 中国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 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做出了很好的举动。 随着中国的发展，自然需要在国际组织中有更多的话语权，需要适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机会、力量和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却屡屡受阻。 以亚行为例，美国和日本为第一大股东，各占出资的15.65%，各自的投票权为12.82%。 中国于1986年加入亚行，是第三大出资国，占出资总额的6.46%，投票权重为5.47%，不到美国和日本的一半。 这与中国的全球GDP和外汇储备是一样的。 地位显然不相称。 中国不得不重新开始。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成立，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是中国完善全球治理的新举措。
汉唐
“第二大经济现象”的历史规律与经验教训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象的关系，梳理中国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规律，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难获得有益启示。 :
一是能否处理好与世界第一大GDP的关系，事关国家安全、民生福祉和外交成本。
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与世界第一大GDP的关系，也就是能否应对来自世界第一大GDP的挑战。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往往有扛大旗的实力、脱颖而出的冲动、争霸的眼光。 它通常不乏盟友。 所以，一般来说，处理好与世界GDP大国的关系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哪一年，往往意味着你可以顺势搞定一些国家的关系； 相反，如果你挑战boss，往往会引来不止一个对手。 作为世界GDP第一大国，近代史上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美国在1950年代对新中国的围堵也形成了对中国的月牙形包围圈。 但随着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大批国家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说明，当中国与全球GDP第一大国的关系不正常时，一般来说，中国的外交成本会很高，外交空间会被挤压，外交回旋余地会缩小。 相反，外交投资的红利会大很多。
二是通过和平发展，不经过战争，世界第二大GDP完全可以赶上世界第一大GDP。 明朝的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明朝时期，中国和印度在世界GDP总量排名中互换位置。 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郑和七下西洋，七下印度就是铁证。 印度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必经之地。 更有什者，明成祖命郑和在印度题碑，以作永久纪念。 明成祖亲笔题词，是当时中印友好的历史见证。 郑和七下西洋、七下印度，彰显了中印两国的友谊，使明成祖时期成为古代对外关系最繁荣、中印关系最友好的时代中国外交史。
郑和下西洋地图
第三，作为世界GDP第二大经济大国，并不意味着天生就是政治外交大国。
从晚清到南京政府成立，中国的GDP一直位居世界第二。 但这并不影响世界GDP排名靠后的国家继续欺负中国。 据《列强兴衰》一书记载，189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日本的五倍，但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彻底战败。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意味着它的外交自然会好，有钱并不意味着它的外交就一定能做好。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也需要周密谋划。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当政时期。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远大于日本，而且虽然中日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在谈判中遭遇了一系列惨败。 日本驻华大使正木比树敢于向当时的中国国家元首袁世凯提出明目张胆毁掉中国的“二十一条”。
第四，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格局的重塑。
英国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GDP后，朝贡体系开始动摇，中国逐渐失去了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一批在原有朝贡体系中失去中国保护的国家，逐渐沦为英国或其他殖民国家的殖民地。 它也是世界第二大GDP。 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古代中国复杂得多。 从一开始，它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关系调整的挑战。 关键一直是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初现时，“中国崛起威胁论”就已经兴起。 此后，高估中国实力成为西方世界的时尚现象，各种“中国威胁论”也始终随之而来，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战略界在总结西方大国崛起与转向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辅以“生存竞争”文化，形成了一套具有西方特色的大国崛起与竞争理论。养育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方向、行为逻辑和战略影响。 在那些继续相信“强权政治”、“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西方人看来，作为世界第二大GDP，中国将引起国际关注。地缘政治关系、国际经济秩序、资源、能源、环境、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各种与中国加速发展有关的“中国威胁论”，如“地缘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等“资源威胁论”、“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粮食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新民族主义威胁论”等，纷纷涌现为时代需要，仅举几例。 其中，“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议题。
“中国经济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旨
五是中国第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所面临的特殊“新烦恼”。 这是当代中国崛起的空前规模。
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几波大国崛起，但从规模上来说，这些崛起国家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19世纪以前崛起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人口，都只是几百万、几千万； 20世纪崛起的美国、苏联、日本的人口也是几亿。 中国的崛起是10亿人口大国的崛起。 此外，除日本外，以往大国的崛起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 在文化上，基督教国家轮流坐上王位，在种族上，高加索国家也争相崛起。 日本虽然在地理、文化、种族等方面都算得上是个例外，但在政治、文化上却依附于西方。 第一轮崛起时其经济规模较小，第二轮崛起时其政治实力较弱，影响力有限。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而且是真正非欧美国家、非基督教文明国家、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 这些也都说明了中国崛起的特殊性，也说明了中国作为全球GDP第二大国所面临挑战的特殊性。
“第二大经济体现象”不可过度解读
中国曾三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2000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二大GDP。 既有国人津津乐道的汉唐，也有任人宰割的晚清。 因此，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象怎么解释都不过分。 对于中国成为GDP第二大国，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一些中国人有时对外界的各种意见过于敏感：得到外界的称赞时往往沾沾自喜； 他们有时在听到批评时反应过度。 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应对中国复兴的新变化，部分中国人缺乏良好的大国态度，尽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这部分人会越来越少。 然而，这些不良态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实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塑造和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不断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这些年，中国发展了，中国人越来越自豪，这是自然的。 然而，一些中国人的心态变得浮躁，他们对自己对外的态度感到骄傲。 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网络论坛上关于外交报复的言论和中国人在国际上的愤怒也逐渐蔓延开来，民间甚至出现了各种不当舆论。 有些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外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哪一年，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小发展中国家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需要“解放”他们。 弥漫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中国官员身上的“虚荣心”，着实令人担忧。 甚至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大谈“中国世纪”，就是为了刺激“暴发户心态”，把中国人引诱到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里。 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盛世思衰，坚持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在平等交流、友好交往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交流，增加与各国的共同语言，促进共同发展。 合作促进和谐世界建设。 美日等强国危机感很强。 大国兴衰自有规律。 古语云：“君子大度”。 正直的人，是坦然对待外界的反应，无论是赞美、奉承、批评、指责，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保持冷静，不为所动； 站到位，做自己该做的，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谋求正当利益，堂堂正正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反思中国千年外交传统》系列文章
关于作者：
小学没毕业考上北京大学的袁南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教授级总领事和博士生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他在3家公司工作了17年，在4所大学工作了15年。 他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二把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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