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作者按】
这是一篇发表于2011年第7期《贵州社会科学》的旧作，后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转载资料》全文转载。 先公布原貌。 在党的十九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之际，翻阅旧文引发新思想：2012年，本届党的领导核心形成并开始执政。 五年来，取得了很多成绩。 详见十九大报告，我不再一一赘述。 据此，本文作出的中国社会在2010年前后已经达到微观转型的临界点，变革需求强烈的判断得到了事实的印证。 十九大报告描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将继续证明微观变革在宏观变革中的重要性：天佑中国，但这是人为的。 在转型的关键时刻，顶层设计和愿景、方向的选择举足轻重。
2. 事实层面微观社会转型临界点的确认
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之所以在2010年前后积累到临界点，主要基于以下基本社会事实。
（一）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临界点”
从基尼系数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看看“我国的基尼系数10年前就已经跨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且还在逐年上升，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一个合理的限度”。 经过10年的积累和矛盾的酝酿，2010年的这个时候，这种长期的失衡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 据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社会转型期，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近10年来，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扩大的趋势。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倍，而全球最高的约为2倍； 各行业工人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员工收入差距约为18倍，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家庭收入调查。 他说，最顶层10%和最底层10%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23倍。因此，学者们一再指出，我国贫富差距正在接近社会宽容的“红线”。
（二）新的社会底层正在形成，“出生”决定“二代”命运
由以上事实决定，在过去10年里，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或者说出现了新的社会底层。 据学者调查，除了传统的底层群体（贫困农民、下岗失业等），还有哪些群体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底层？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25.82%的受访者选择“就业不足的大学生，比如蚁族”，24.95%的人选择“新生代农民工”，20.79%的人选择“失地农民、被拆迁户”。 与80、90年代相比，近年来，在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老一代”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出局。 其中，最容易观察到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和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张。 因此，其“下一代”将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出局。 人民论坛记者调查显示，大多数“蚁族”为了考上大学而努力，背负着来自家人的厚望。 找了份好工作，买房买车，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农村到“蚂蚁村”），生存困难。
学者直言，如果将1980年代、1990年代与最近10年进行比较，人们会发现一个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 这种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 现在谁穷谁富几乎一样，以后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 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爸爸找工作。 “父亲就业时代”已经到来。 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头上，年轻人基本可以上座。 因此，中国社会面临失去自下而上流动通道的危险。
（三）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中产阶级的贫困
关于中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目前争议很大。 关于中产阶级的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中产阶级的规模、中产阶级是否陷入贫困、消失，众说纷纭。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能讨论。 笔者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模糊的社会群体概念，并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绝对标准。 它不完全等同于“新社会阶层”，但与之有重叠。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小红对中国中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 他对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是：（1）上月经济收入5000元； （二）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人才、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 (3)获得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 “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普通家庭’的代名词，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普通人’或‘中等收入的人’，是介于贫富之间的庞大中产阶级” 据主编卢学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2001年全国调查显示，中产阶级规模已达到15%左右。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综合分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即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约为23%。 《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信息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沉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等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对中层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筛选出的“准中产”中，近70%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 三年前，日本管理学家大前宪一提出了一个概念：中产阶级的消失。 他用最简单的问题问喜欢中产的人：“你认为自己是中产吗？请问自己三个问题：1.房贷给你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吗？2.你害怕结婚吗？” ?还是您不打算要孩子？3.您是否担心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级。2001年11月1日，《新周刊》杂志推出了“突然的中产阶级”封面专题。仅仅四年后， 2005年第17期的封面特辑变成了“伪中产阶级”，探讨了这个阶层的模糊和焦虑。到2010年前后，“中产阶级分化”、“中产阶级消亡”、“中产阶级”的声音不断涌现。阶级分化”的说法不绝于耳，其原因有：1、房价越来越高；2、物价飞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四）群体性事件频发
2000年以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它感知社会的发展趋势。 根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 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加了六倍多。 特点是：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领域广泛，行为凶猛，组织化倾向明显。 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这么激烈的风波，多半是政府机关或商人勾结，损害群众利益，特别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移民。 “
基于这个事实，现在很流行说2009年前后中国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动荡。比如美国华人分析师吴凡先生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工返乡潮、全国性维权团体事件等，这些因素将决定2009年的中国将出现全国动荡。这种观点吴凡先生在海外很有代表性。 国外一些主流媒体也有这样的报道。 例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2月1日发表《危机冲击下，猛烈动荡将撼动中国》，其中称“出口萎缩使中国损失了数千美元。数百万人因此丧生”。他们的工作”，“引爆了一波社会动荡”，“银行破产、失业和社会动荡正在蔓延”。 在中国，一些社会观察家也有同样的看法。 中国著名作家沙野新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也认为，近年来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一些教师集体罢课，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因此，沙先生“非常担心，预感到这些群体性事件会发生来年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荡！”中国执政者也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2009年视为社会稳定的敏感期。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继平表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认为，2009年将是各种社会矛盾交汇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就在于人民内部矛盾得到解决。突出，刑事犯罪基本面高，但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还会不断出现，一些原有的社会矛盾也可能突出，出现经济问题。 毫无疑问，新旧矛盾、经济领域矛盾和其他领域矛盾相互影响、相互影响。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5) 冥界的成长与部分毁灭
黑社会组织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的暴力行为，即他们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达到目的。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使用这种私人暴力从根本上违反了国家法律和现代文明的标准。
1982年，“黑社会”一词首次出现在深圳市政府的一份正式文件中，标志着改革开放后黑社会现象的再现引起了官方的重视。 此后社会转型期，根据法律界人士的看法，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每10年就有一个发展阶段。 2000年后进入第三阶段。 其主要特点是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组织程度和规模不断扩大，对社会的危害不断加大。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司法机关多次开展大规模“严打”。 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警方每年打掉各类犯罪团伙超过10万个。 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彻底遏制黑社会犯罪活动的猖獗。 从近年来披露的案件来看，一些地方的黑社会组织已经到了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地步。 2000年底，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第一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2006年又开展了更加严厉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据介绍，从2006年2月至今的四年时间里，全国成功打掉涉黑组织1300多个，铲除黑恶势力1459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万余人，抓获犯罪嫌疑人9万余人。破获相关刑事案件11万件。 近年来，涉黑案件不断增多，作案地域越来越广，社会危害日益严重。 而且，当事人头上的社会“光环”现象也开始出现。 他们有的是当地知名企业家，有的还是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显然，黑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危害中国社会健康的可怕毒瘤。 几乎所有的公开案件都涉及官员被曝光。 显然，“官匪勾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黑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和蔓延的重要条件。 作为这一现象的标志，重庆黑帮最大的“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于2010年7月9日被执行死刑。
综上所述，从“基尼系数”来看，社会新底层的形成、中产阶级的贫困化、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黑社会的局部破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这样的问题在2000年左右就在酝酿或者被爆出到2010年要解决一个“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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