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电 题：徐国璋：被“徐国璋英语”遮蔽的哲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徐国璋这个名字如此响亮，似乎在中国除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外，还有一种英语叫做“徐国璋英语”。 而他自己，是最后一个被定义为“英语达人”的人。 他说英语不是学问，而是工具。 学好英语就是知识，英美满大街都是书生？ “外人只知道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觉得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哲学家。” 他说。
《徐国璋英语》
《徐国章英语》起源于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纂。英语专业教材1-4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编，徐国章主编。首席。
徐国璋从不乱用文章，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打磨，具有鲜明的“徐国璋特色”。 冰心的女儿吴冰曾撰文说，北外英语系人人都知道他“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相信中外学者的英语水平都可以提高。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8卷《英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重要的英语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六喜，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使用的是徐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卷。
“文革”后，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局面。 《英文》的修订和再版被提上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朱源参加了组织工作。 他向记者回忆，商务印书馆当时在西郊一家“富人”宾馆租了两间房。 徐国璋在那里主持修订了62版的前四卷。 这套教材改编再版后，不仅是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程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在使用。 洛阳纸贵一时。
1979年陈元回国，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 一个下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上班，看到大楼前排起了长龙，从王府井拐到灯市西门。 他问排队的一个小伙子要买什么书，对方说要买《徐国璋英语》，明天电台就播，他怕买不到它。 随着自学考试的兴起，《徐国璋英语》的销量越来越大。 到80年代末，年销量已达30万册。
课本每课后都有批注。 朱元曾向徐国璋建议，可否将这些注解编入索引，以方便读者阅读； 张道真出版了一本英语语法书，还收录了它。 结果徐国璋说：你拿我和他比怎么样？ 朱元感叹徐国璋很有学问，也太嚣张了。
新编许国章英文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急需一批畅销书。 当时，外研社常务副校长李鹏毅一再恳求徐国璋，希望他能支持学校的出版社，在外研社出版《英文》。
后来担任外国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李鹏一告诉记者，自己读书时不听徐国璋的课，但经常去听他的课。 徐国璋有一句名言：“不识万字勿来听我讲”（don't come to my lecture without those thousand words）。
1980年，国家通过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 徐国璋是英伦集团的副董事长兼负责人。 当时，李鹏一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在外国研究院，还担任编委北办秘书。
对于李鹏一的要求大学英文怎么说，许国璋犹豫不决，但表示愿意将自己正在撰写的《许国璋英文新版》提交外研社出版。 新教材的周期太长了。 李鹏一建议《英语》每章前面加“指导”，后面加“自学教程”，会和原版不一样。
徐国璋亲自与商务印书馆交涉。 他说：“外国研究院是我在大学任教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另外，我要出书防老，别人在养孩子。” 商务印书馆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1992年，《徐国璋》由外研社出版。 当年，外研社的利润增加了数百万元，出版十年间发行量达到700万册，使外研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1993年，徐国璋用了六年时间，编辑了外研社出版的《徐国璋英语新版》多稿。 他在序言中写道，他主编的《英语》虽然是畅销书，但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教材自然要具有面向世界、注重传播文化信息的特点。
他的教程非常个性化。 例如，在第二卷第二课“新加坡”中，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 它的建立取决于稳定性、技术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每节课的背景知识分析尤其能体现徐国璋开阔的视野。 他指出，高层（high-rise）是1960年代后流行的词，原来的多层建筑、摩天大楼已不再常用； access（通道）是现代英语流行语； hopefully（希望成为）是近30年来英语中流行的一个词。 它以口语形式使用，“保守的作家拒绝使用它”。
《新编徐国璋英文》第一、二册出版后，已发行20万余册。 1993年下半年以后，徐国璋身体不适，销量不如《徐国璋英语》，后两册没有编辑出版。
“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徐国璋曾说过，《徐国璋英语》的火爆只能说明英语世界的落后，他的目的已经转向了语言哲学。 1984年底，69岁辞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职务，成立外国语研究所并任所长，同时担任北京外语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我全身心投入”（I put my whole heart and soul into it）。 许国璋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和书评，其中“主编的话”有18篇，带有浓厚的“许氏印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徐国璋在4月的《编者按》中，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称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大得惊人”，可以“言出必行” ” ，即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指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更应该反省自我、提高自我。
许国璋多次说过，大学的中文系和外语系要对接。 中文系不应该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文系不应该只讲外语学派的争论，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 他亲身实践，老老实实参加讲习班，以了解《说文解字》。 他说他要挑战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在发表了研究论文《And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从序言看许慎的语言哲学》后，他非常得意，认为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他们（即英语学术界打败他们）他们在中国学术界的主场）。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沈嘉轩告诉记者，很多人对“马氏文通”不以为然，认为它顶多是对拉丁文语法的模仿，但许国璋认为马氏文通不是模仿者不过是模仿者。 他是一位伟大的原创者，“文通二字，不妨解释为万能文法”。 沈家璇表示，这样惊人的说法，普通人可能难以接受，但它确实指出了《马式文通》中普通人忽略的普遍语法概念。
《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1992年底的一个晚上，徐国璋把王克非叫到家里。 说完编辑刊物，突然对他说：“可非，我要你答应我，不离开我们的刊物。” 王克非郑重同意。 他小腿有残疾，1977年高考和随后的五次考研均落榜。 徐国璋看中了他的研究能力，拒绝了所有录取他为研究生的理由。 信守对徐国璋的承诺，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30余年，担任主编22年。
“一个老人和两个丈夫”
英语世界的人都知道，北外曾经有过“一老二男”。 第一个是许国璋； 二是王作良、周觉良。 他们三人来自同一所学校，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同学。 1936年秋，徐国璋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同学李福宁很快发现，徐国璋的英语水平比同学们都高。 他能看懂歌德的德语原著散文。 四年级时，叶公超教翻译课，让学生翻译《史记·项羽本纪》。 他最满意的是徐国璋的译文，认为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风颇为相似。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50年级学生庄一川告诉记者，徐国璋的发音是标准的牛津发音，而且说的很长。 他喜欢用复杂的句子，一个接着一个。 同学们自知无法模仿，只能深深佩服。
许国璋经常说，自己教学生不是“英语教学”，而是“英语教育”，是以英语为工具，学习文化、认识世界、修心养性。 在吴冰眼里，徐国璋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时刻记得自己是一个精通外语的中国文化人。
徐国璋曾经说过，只有读大书，才能学到很多东西。 周柳溪记得徐国璋对英语语法“大书”有一个字的评价：Sweet的书是先驱（开山），Crusinga和Pucima是schoolmasterly（学风），叶斯博森是versatile（应有尽有） ), Kom 是 astere (严谨和简单), Zandvoort 是优雅 (简洁和流畅), Quark 的着作是 taxonomic (类是精确的)。
许国璋说，迎接知识的挑战，必读书。 他的阅读习惯从中学开始。 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州读中学，回到上海老家。 他无处可去，只能读书，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与故事》。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 他曾为《英语世界》杂志撰文“Yes, such inspired scenes does exist”（是的，这样的灵感场景确实存在）。 文中，他回忆了1937年秋至1938年春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的时光。
他写道，南岳山上有白龙潭，潭背大石壁，山水层叠而下。 湖谷中，有砖木结构的房间数十间，前有一片草地大学英文怎么说，可容纳一两百人。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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