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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听不懂南方方言的时候，经常评价：“听起来像日语。”日语不少词汇的发音确实和汉语，尤其是江浙话有点像。
众所周知，日语和汉语千年来互通有无、纠缠不清，那么发音方面，汉语真的影响了日语吗？这影响又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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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艰辛的古老“吴音”
感觉日语听着像汉语，不是自恋，而是这两者确实像。
视频《与日语最像的中国方言——上海话》
事实上，日语中的汉字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二种。
训读只借用汉字形义，保留日本固有的语音，它类似于汉字的日语翻译，例如春夏秋冬，在表示季节含义时，就都用训读。
日语汉字的训读音和汉语汉字的发音没什么关系，模仿汉语的读音的，是音读。
日语中，音读和训读是不同的
音读里面，除了非常少见的“古音”“现代音”，以及基本算日本人原创的“惯用音”，主要还有三类：“吴音”“汉音”“唐音”。
它们分别来自日本人引进汉语发音的三个高潮：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及以后。
东晋南朝之前，中国相当于现代普通话地位的“标准音”，一直以中原方言为基础。
衣冠南渡后，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今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河洛转移到吴楚，所谓“中原正音”的地位也发生改变，并且受到了中古吴方言的影响。
虽然当时的士大夫们不大看得起江南土话，但这并不影响它茁壮成长，进入韵书，出口朝日。
日语吴音模仿了两晋南北朝的吴方言，不过吴方言最早却不是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就像更早的铁器、水稻跨不过广阔东海一样，中日友谊的中转站，此时仍然是朝鲜半岛。
百济和日本
根据古老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5年），百济国王派阿直歧和王仁东渡日本，带去《论语》等中国典籍，这是日本人系统接触汉字汉语，且传说色彩较淡的最早记载。
从五世纪起，日本和中国南朝已经有贸易使节往来。到了六世纪，南朝不少僧侣工匠经过朝鲜半岛东渡日本，零零散散又带去了一些中华文明。
显然，吴方言进入日本，路径非常多样，过程非常坎坷。因此日本吴音，和南朝建康读书音，乃至中古吴方言，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比起现在的苏州评弹，更是差异不小。
不过，无论是日本吴音还是现代吴方言，它们的许多发音规律，在隋朝陆法言记录南北混合音系的《切韵》中，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说日语吴音和上海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相似，是有理有据的。
甚至连前后鼻音不分这种温柔的南方属性，日本人都和江南人共享了。
汉字与日语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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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谊的吉祥物：“汉音”和“唐音”
比起在朝鲜半岛上流浪过的吴音来，日本汉音的传入途径要清晰得多。
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日本第一次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
小野妹子
608年，隋使裴世清东渡日本，中日关系日益密切。公元630年，第一批日本遣唐使抵达中国。
从630年到894年，包括李白的好朋友阿倍仲麻吕、律宗南山宗开山鼻祖鉴真大师等人在内的遣唐使们，一共往返了十九次。在这个过程中，“汉音”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迁回长安、洛阳，日本友人所接触模仿到的汉语发音，主要也是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方言。
当时的日本朝野上下醉心大唐文化，留学生们回国之后飞黄腾达，他们带回来的“汉音”，也就被推崇为“正音”，地位远远超过了人老珠黄的吴音。
桓武天皇在延历十一年（公元792年）曾诏令明经学生：“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发声诵读，即致讹谬，熟习汉音”，算是把祖先学江南人说话的心血辜负了个干净。
不过，唐代的长安洛阳方言，和现在的陕西、河南话，完全是两种东西。二者之间差别大到什么地步？
如果一个操西安方言的大爷穿越回玄宗时代，大概率会觉得周围人都在说鸟语。从声韵调系统上看，唐代流入日本的“汉音”，比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北方方言来，还是更像苏南浙北上海话。
汉音 吴音
唐音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唐”字的意思也不是特指唐代，而是泛指中国。
从平安时代(公元794—公元1192)中期，到江户时代(公元1603—公元1867)初期，也就是中国的宋元明三朝期间，传入日本的汉语发音统称“唐音”。
因为唐音主要是宋代以后传入日本的，所以也有人叫它“宋音”或者“唐宋音”。
唐音与汉音的主要区别，在于唐音的原型，基本和现代江浙话差不多。
做过唐音搬运工的主要有三拨人：平安中后期的中国商人、镰仓室町时代的临济宗僧侣、江户初期的中国僧人。
临济宗僧侣带回日本的汉字音，多是浙江一带的土音，江户时期隐元等中国僧人传入日本的汉字音，主要又是南京官话。因此，唐音的出现，为“日语听着像上海话”这一事实，做出了第三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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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像上海话，地位不一样
虽然都是从中国舶来的，吴音、汉音和唐音的地位有高低，使用范围也不大一样。
现代日语里，三种音读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汉音，其次是吴音，最后是唐音。
据《日本基本汉字》一书的统计，日语中最常用的3000个汉字共有音读4012种，训读1538种，其中汉音读音2197种，占全部音读的54.8%，吴音读音1516种日语音译，占全部音读37.8%。
日本《计量国语学》杂志1981年的调查表明，现代日语中读唐音的词，仅占音读词汇的1.5%。
如前所述，从奈良平安时期开始，汉音就被官府崇尚推广。
不过，奈良末期以后，吴音虽然受上流社会排斥，但在佛教领域还是有地位的。
公元798年的诏令说：“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如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吴音读焉”，只要求儒教子弟用汉音，对佛门高僧们没有限制。
奈良 唐招提寺
吴音和汉音，本来可以一直各司其职相安无事，直到明治维新再次积极提倡汉音。
明治19年，政府颁布《公文式》《帝国大学令》等学校教育令日语音译，确立了汉音在公用语中的地位，汉音热潮下，吴音再次败退。
除明治维新的政治影响外，吴音数量减少还和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有关系。
在吴音传入日本之初，日本都城在奈良平安等关西地区，关西话当时被称之为“上方语”，地位殊高。
江户时代迁都东京，关西地区相对没落。再加上江户朝廷提倡汉音，江户时代儒教兴盛，汉音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
由于现代标准日语是以东京话为基础方言建立起来的，所以现代日语中，汉音远比吴音的比例大，而关西方言里，保留下来的吴音词更丰富。
江户
相比之下，唐音是最惨的。
唐音进入日本，本来就主要是靠僧侣传播的，和禅宗的关系，简直是军民鱼水不分家。
镰仓时代，伴随着禅宗流行，唐音兴盛一时，在那之后，唐音影响力每况愈下，现在几乎只存在于禅宗典籍、武士道、茶道这些小而精的领域。
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
日语绝不可能单方面接受汉语影响，它还要反输入。
日语的反输入，主要集中于两个时间段：鸦片战争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今。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老生常谈的借形词，以及痴汉、萌、萝莉之类亚文化的音译词。
看来，汉语与日语在千百年间的接触中，仍在互相影响。
参考资料：
1.王力：《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第5期。
2.李庆祥：《试论日语汉字读音中的吴音、汉音、唐音和惯用音》，《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3.成春有，游衣明：《日语吴音汉音子音差异比较研究》，《外语研究》，2004年第3期。
4.范淑玲：《日语上代、中古音韵与汉语中古音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5.杨柳：《现代日语中吴音与汉音的分布》，《文学界》，2012年第11期。
6.周宇晴：《中国东北方言与日语语音的相似性研究》，《现代语文》，201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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