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去产能聚焦重化工业推动供给结构转变
需求端的减速必然要求供给端做出相应的调整。 但供给侧调整缓慢导致PPI（工业品出厂价格）自2013年以来连续54个月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已持续一年多。 为扭转这一现象，中央提出去产能。 2016年三季度以来，PPI由负转正，大宗商品价格在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表现较好。 去产能取得巨大成效，这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直接关系。 小商品行业普遍属于高耗能行业。 需求放缓，供应萎缩。 结构调整后，在较低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价格和利润出现回升。 例如，钢铁行业成为2018年最赚钱的行业，整个行业都非常兴奋，但这已经达到了历史需求高峰，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也出现了下滑。看到历史需求高峰。
1.3
金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带动金融结构变革
多年来，与需求和供给的快速增长相匹配的杠杆率一直在提高。 尤其是在这几年整个经济开始放缓之后，一些地方为了保持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杠杆。 众所周知，过高的杠杆率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杠杆。 全球杠杆率上升或下降通常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 例如，美国的去杠杆一般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去杠杆过快，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此，决策层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使杠杆率不再继续上升或不再大幅上升。 近年来，杠杆率基本稳定，实属不易。 在前段时间的去杠杆过程中，杠杆率较低、没有政府或国家信贷支持的民营企业受害最大。 因此，去杠杆必须从结构上进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是去杠杆的重点。 同时，要慎用行政手段，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防止“一刀切”。
2个
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2.1
中国经济走出低谷，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的顺序调整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三部曲，反映了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 经过初步调整，整个中国经济在2016年三季度后开始触底反弹，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触底是反弹的迹象吗？ 我们明确表示，初步企稳，就是不会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也不会出现大的“V”型、“U”型反转，更不会回到过去的高增长轨迹。 2016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连续几年出现了一些波动，主要是在中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性波动。 目前，中国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尚未完全企稳，未来两三年可能出现0.5%-1%的回落。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的最后一次下跌。 你可能很关心这个问题：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压力？ 最新的经济普查显示，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略低于6%，实现翻一番的两个目标。 我们认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将进入5%-6%或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们的一些预测研究，这样的平台很可能稳定10年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平稳增长期。
2.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比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 目前，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大城市。 也就是说，还有10亿人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值。 基于此，我们提出：在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还需要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从目前的4亿人翻一番，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占总人口的60%达到800-9亿人的目标。 主要原因是：
第一，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变是下一步经济需求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据统计，我国总人口中拥有学士学位的不到5%。 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坐过马桶。 北京新大兴机场客源还是有保障的，10亿人还想来北京。 现在部分中等收入人群已经用上了智能马桶，但还有5亿人没有坐过马桶，所以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是下一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第二，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更稳定，更能成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调查发现，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稳定，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即使是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所谓发达经济体，如果不解决收入结构问题，社会就不稳定，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尽管美国民粹主义抬头和香港近期动荡的原因很复杂，但大家都承认，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极分化的扩大。 因此，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样才能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 收入社会。
2.3
收入差距扩大是需求放缓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每千人拥有180多辆汽车，美国每千人拥有800辆汽车，日本和欧洲每千人拥有600辆汽车。 我国汽车需求虽然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但至少可以保持中低速增长。 不过，近期我国汽车消费增速放缓。 汽车行业2018年出现负增长，2019年负增长至少10%，2020年能否由负转正还不好说。
从表1可以看出，县乡市场，也就是所谓五线以下城市的市场群，购买10万元以下的车型，应该到了买车的时间，但是因为收入跟不上，影响了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增长。 汽车行业需求一度占社会需求增量的30%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图，对整体需求市场影响较大。 汽车行业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扩大。 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影响消费总需求。
表1 2019年1-6月乘用车销量主体细分市场增速
注：*增长主体指前两大细分市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 地区数据为2019年一季度数据。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合会、国家统计局。
3个
中国经济增长“六大新动能”
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占世界新经济增长的30%。 2018年中国经济新增增长相当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再过几年，中国的年增长率就相当于俄罗斯了。 未来即使保持5%的增速，也是美国平均增速的两倍。 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还是很大的。 支撑这一增长，不能再依赖过去30年支撑高增长的“三只靴子”。 虽然这些行业的股票对经济稳定很重要，不能跌太多，但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而是要靠结构性动能。 中国经济稳增长要围绕六大新动能，着力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深挖增长潜力。
3.1
城乡要素流动加快都市圈发展新动能之一
中国未来10年，70%-80%的经济新动能来自大都市圈。 大都市区提供的能源在哪里？ 首先，都市区“小散大集中”。 在减轻原有核心城市沉重负担的同时，也可以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包括农村地区。 人口向城市迁移还包括人口的城际流动。 可以预见，中国将拥有30至5000万人口的都市圈，以及1亿以上人口的城市群和城市带。 其次，将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分享专业分工网络的好处。 此外，首都圈城市网络的扩张也将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带来新的机遇。 都市圈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农村土地改革。 现在，一方面，农民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也会下乡。 后者似乎面临更多来自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制约。 下一步是推动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 否则，即使看得见，也未必能把握住都市区的增长潜力。
3.2
第二个新动能是低效部门的改善
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不少低效率“洼地”，主要是市场准入不足、缺乏竞争，资源要素难以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成本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垄断，缺乏竞争机制。 因此，低效部门的改善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 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完善产权保护，真正做到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同时按照负面清单放宽基础产业市场准入。
3.3
第三个新动能是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资本的严重短缺，一方面是由于儿童营养、医疗、教育、就业等各方面条件的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多方面的机会不平等。 因此，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主要途径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 教育是贫困地区青年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改善基本生活和发展环境，特别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条件，着力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就业、创业和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二是加快农民工进城融入城市进程。 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是“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 重点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这不仅对他们安居乐业、融入城市至关重要，而且可以带动大量的消费需求。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底”社会保障网。 加快实现医保全国统筹、异地结转便利，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3.4
第四个新动能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拉动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服务型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 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图，将增长快点。
3.5
第五个新动能是前沿创新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中国已经从过去的“跟风”转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 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巨大的消费市场、相对完备的工业设施等，容易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 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落后。 如果不能形成诺奖级研究成果批量涌现的土壤环境，我们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后劲不足。
3.6
第六个新动能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有以下三种基本认识。 一是形成绿色发展共识。 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更重要的是绿色消费、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金融乃至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 绿色消费是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升级的必然结果，绿色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经济系统链条的逐步形成。 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复，而是一种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将同时兼顾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的效益，使绿色发展成为一种低成本、有竞争力的发展方式。 第三，绿色发展不应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代价，更不应被视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拖累。 如果把它看成是治污，那就是做减法。 事实上，绿色发展比加法和乘法更重要。 比如，加法就是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乘法就是绿色金融、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已成为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必须架起桥梁。 一是解决生态资本及其价值的核算问题。 基于“生态要素”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的核算，解决核算规模的内在一致性、价格的市场化决定、核算结果的数字化应用等问题。 二是推动绿色新技术的引进。 绿色发展方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有一整套新的绿色技术来替代原有的技术体系，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 政府管理部门要为技术征集、比选、筛选、评价提供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
上述“六大新动能”对体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对制度质量的要求很高，要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 “半途而废”或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无法很好地通过这一关卡。 二是增量要更加普惠地呈现，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等产能大的支柱产业基本消失。 三是增长多为“慢变数”，长期未必见效，“立竿见影”难得，对耐心、韧性和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下一步
一是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确立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外面的世界。 高标准的市场体制是指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是否落实到位，如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变、补贴制度改革等问题、转变政府职能、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我们将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大步。 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也将倒逼我们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二是注重改革的方式和机制。 一定要注意顶层设计。 一是方向不能错。 二是要划清底线，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情况必须避免。 在此前提下，在不同阶段，要充分发挥地方、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做有选择性的行动，通过大量试错，找到正确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三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面释放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向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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