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城的两个半买卖人（下）
一 翁
返回来再说说归化城本城人小班馆子“旺春园”的老圪蛋——丁锦。“小班馆子”是归化城鹿茸客、茶庄、票号以及其他商号的大老板们交际应酬和寻欢作乐的地方，就连一般三、四十岁的小顶生意掌柜也没资格在里面吃饭，光绪年全城只有三家，丁锦独占一家。
嘉庆年间山西的“鹿茸市场”由太原移来归化城，由太原府的一个大茸商——贾财东垫资在大召东夹道开设了小班馆子——“景福居”，之后不久又有人在棋盘街开设了“荣升元；之所以称为“小班馆子”是因为有“小班”的歌女在里面给客人唱曲侑酒。
在当年，“小班”是不同于“大戏”的一种专唱小曲的民间组织，她们除到高级饭店中给富人们凑趣助兴外，城内各庙唱“社戏”时也利用中午大戏休息的空隙登台演唱，故而谓之“小班接台”。
到光绪年“景福居”由唱小班的老荣花儿垫资，本城人崔挠狮任经理而成了本城人的饭馆；
而“荣升元”在光绪年的财东是祈县人梁诚信，但当家大掌柜是归化城南村人李四庆，梁诚信同时也是一个大鹿茸牙纪，拉拢着好多湖广茸客，由于他的关系每年冬天走外蒙的“通词行”回来“茸盘子”（包括鹿茸、羚羊角、麝香、贝母等贵重药材）在“景福居”开盘，在“荣升元”谢客。
而丁锦的“旺春园”虽不是主要依靠鹿茸市场，但丁锦很会跟富商巨贾们接近，衣着也讲究，在归化城几乎拉拢着所有的茶庄、票号，他的“旺春园”是接了“长春园”的盘底才开办起来的，和另两家相比资金少得可怜，但开业没两年，凭着众多茶庄、票号的富商大贾们为其捧场，竟然把买卖做成和“景福居”、“荣升元”三足鼎立的局面。
归化城的茸客和钱庄、票号获利很大，都不惜花钱交际应酬；钱庄更因做“虎盘”生意，转手间千金万金，更舍得铺张浪费；就连其它的大小商号为了借钱也在“小班馆子”中巴结钱庄、票号的当家掌柜，因而“小班馆子”非常红火。
李祥由于在自己的“集生祥”立起了伙房，因而很少下“小班馆子”，但这个人既有经济头脑也有政治眼光，他明白自己的“集生祥”外强中干，稍不留神就有倾家荡产的危险，因而事事小心谨慎，处处留心时局的发展。
赵秀山回天津后时时写信汇报天津的行情，他本人也和归绥的官员交结，当时归化城有三万多头骆驼来往于新疆和归绥之间，宣统三年（1911）李祥为了开辟这一区域的皮毛货源，派刘琪赴乌鲁木齐和奇台调查市场，带回好几百峰骆驼的皮毛，走到武川县得到赵秀山写信说武昌起义、西安太原光复的消息，当机立断让刘琪把货完全就地推销给回民的“曹得厚堂”，使自己免受辛丑年期间钱紧货疲的干嘎局面；
同时又在归绥商界第一个剃掉了辫子，留起了分头、蓄起“仁丹”胡须，并规定店员中谁剪掉辫子即赏给礼帽一顶、毛蓝布袍子一件、青缎子鞋一双；又常常进出新城的都统署和绥远第一任都统潘矩楹拉上了关系，成为磕头兄弟，从此“集生祥”遇到资金困难常能借到军饷或公款来周转，生意更加发达。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祥接到从天津拍来的紧急电报，立即停止了往回购进货物，同时又尽量往外推销货物，大战一共打了四年，“集生祥”代客存放的皮毛多生了虫子，无人问津，柜上只能凭活畜的交易来维持，这期间李祥闲着无事，抽空去南方游玩了一趟，在杭州见南方人喜爱山羊皮褥子，有钱人冬天喜欢穿细毛坎肩，立即回信附了款式图样、尺码叫柜上的和“皮坊”订立合同，连夜赶制，这回游山玩水他又以绥远极其廉价的皮张制成皮褥子、皮坎肩运到杭州大赚了一把。回来路过芜湖和九江在景德镇为柜上订购了十几桌清瓷家俱，上边刻上“集生祥”字样，摆设开来，很给柜上装璜门面，把“集生祥”由一个大院发展成四个大院，而他自己又筹划在全国范围设庄，从此变成了一个民族资本家。
民国六年旅蒙巨商“大盛魁”见邢克让的“蔚隆泰”如此兴旺，也是为了进一步垄断归化城的金融业，投巨资成立起“通盛远”钱铺， 由“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字敬斋）亲自出面，邀请邢克让兼任了“通盛远”钱铺的经理，代州人刘钺（字伯璜）为副理，从此邢克让操纵了归绥金融界牛耳，在绥远商界名声大振，和老圪蛋——丁锦过往更为紧密，请客应酬多在“旺春园”进行，使丁锦的“旺春园”更加发达。
民国八年秋，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兼督办外蒙古事宜的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经营、开发西北和外蒙古，在上述地区设立银行和垦牧公司，发行公债、开垦牧地，于是由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字汉杰）和库伦驻军骑兵司令高在田共同出资，由邢克让主持筹办，成立了“乾丰银行”，同时聘请邢克让兼任了银行经理；
接着又在库伦设立分行，发放债券，办理存汇款业务；
不久，又被推选为绥远总商会会长，绥远都统蔡成勋又聘他为都统署筹饷局顾问。
民国十年，“大盛魁”支持其联号“通盛远”钱铺在包头商面抛出大量资本，以此控制包头的金融市场，包头的祈县帮大号“复字号”也不示弱，支持包头的“广生店”钱铺和“通盛远”做起了银元、铜钱的“虎盘”买卖。
“通盛远”以铜钱大量买入银元，而“复字号”支持的“广生店”抛出银元，收购铜钱，双方互不相让，赌金越来越大，竟至双方不得不从外城镇乃至乡村调集银元和铜钱进行赌博。
正当两家的争斗进入到关键回合，邢克让以绥远总商会的身份贿通绥远当局下令阻止包头的铜钱出城，终致“广生店”陷入困境归绥，掌柜胡振业气死而告终。
邢克让又在这次争斗中大弁暴利，从此以钱铺经理的名义在北沙梁设立了“天源公”粮店和“广义生”皮毛牲畜店和李祥的“集生祥”一争高下。
接着绥远都统马福祥又任命他为绥远筹饷局局长，从此邢克让集官、商于一身，成为绥远官、商界显赫一时的新闻人物。
再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天津各洋行多来归化城设立分庄，收购皮毛和土特产，洋行的买办多是沿海一带的人，不习惯归化城口味的饭菜。
当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往西安逃难时，在山西办“皇差”发了横财的厨师山东人傅魁和太原人王昌来到归化城给“道台衙门”和“归化关”包饭，他俩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络贻谷将军的鄯厨子和“二府衙门”包饭的山东人苏长海在小东街关帝庙戏台后成立了“聚锦堂”饭馆，把崔挠狮从“景福居”叫出担任经理，傅魁拉拢洋行，王昌拉拢茶庄、票号，鄯厨子和苏长海拉拢贻谷手下的办垦委员以及其它官人，与原有的三个“小班馆子”展开了激烈竞争，使“小班馆子”走开了下坡路。
两年后，贻谷由于“放垦案”被革职，办垦委员均被撤职，“聚锦堂”连带受了些影响，后因鄯厨子随贻谷回了北京，“聚锦堂”随之停业，可是也没给“小班馆子”带来“春风”。
辛亥革命和外蒙古独立两件大事，哲布尊丹巴的军队南下和北洋军发生战事，“通词行”被火线阻隔在草地，不能向归化城买货，归化城市面萧条，“小班馆子”也门庭冷落了三、四年。
蒙边战事结束不久，京绥铁路即通车至丰镇，测量队来归化城初次把火车站规划在南瓦窑，于是天津和北京的投机商人纷纷在小召三道巷抢购地皮，于1915年修起因“平康公司”命名的“平康里大街”，在那里开设了不少妓院和“泰和隆”、“四时春”、“四扒馆”之类的“东路馆子”；为了专做洋行的买卖，还在小召半道街设了规模较大的“义聚成”，把洋行的人从“小班馆子”中拉去。
与此同时，山西商人也为做洋行生意多到平康里和小召前去吃“东路馆子”，顺便从“班子”中“叫条子”，酒足饭饱后再去“班子”里“打茶围”，使“小班馆子”的营业日渐减少。
这种情况下，丁锦和韩二扣即将“旺春园”的买卖结束，另与停止卖饭的“同和园”（大戏馆子）经理陈旭组织了“鸿宾楼”。“鸿宾楼”开张时马福祥任绥远都统，邢克让任绥远商务会长，丁锦和陈旭领了邢克让和“大盛魁”经理段履庄的资本，把“鸿宾楼”开在席力图召前路西，由陈旭担任经理拉“西庄”的顾客，丁锦担任副理拉茶庄、票号的顾客，利用“平康里”清唱的歌女代替从前的“小班”；
邢克让母亲做寿时还由“京梆子”的坤角“小香水”在里边唱了三天的“堂会”；马福祥部下的汉族军官如警务厅长于鼎铭等因和邢克让关系密切，经常在“鸿宾楼”接受商人们请客；各行各业为捧邢克让的场也多到“鸿宾楼”请客，因而马福洋在绥远期间“鸿宾楼”非常发达。
1925年李鸣钟接任绥远都统，推行冯玉祥的节俭政策，商人们多不敢公开铺张浪费，“鸿宾楼”无法营业，关门停业。陈旭回了大戏馆子“同和园”出赁家具，丁锦和韩二扣把大北街九龙湾巷口的“庆云楼”接收下，由“鸿宾楼”和“庆云楼”两方面的人组合成“鸿庆楼”。
然而，次年秋天国民军西退以后，晋奉两军又来瓜分绥远，先是奉军赶走了晋军，后而晋军又把奉军赶走，“鸿庆楼”虽由北京请来大张、二张两位厨师以迎合“东路客人”的口味，终因地面不靖和丁锦病故，1928年又因所占地皮被山西阳高因包“大德”颜料而暴发横财的“没毛狼”向房主以重价赁走，在哪里开设了“增兴源”颜料杂货庄，“鸿庆楼”遂告停业。
跟丁锦创办“旺春园”、“鸿宾楼”、“鸿庆楼”的连手伙计韩二扣迟至四年后被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人请出，于1932年组织了“麦香村”饭馆直到今天。
李祥于1919年病故时已为“集生祥”积赚下5万多元现洋，圈存羊有10万余只，各商号拖欠款12万余元，为“集生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生前虽没给同仁们分过大的红利——尽量给字号“铺了路”，以树立信誉，但伙计、学徒如遇婚丧大事，则由柜上全力包办，这已是“集生祥”的一项行规，因而人们都感觉在“集生祥”既有生活保障，又有发展前途，谁都愿意替柜上无私忘我地服务。
李祥从不埋没人才，尽量给年轻人铺路，他活的时候柜上的彭齐和张庭玺就崭露头角，被人们称为皮毛牲畜行业的后起之秀，李祥死后，张庭玺领了“曹德厚堂”的本钱开了“德丰祥”，代替了李祥和“集生祥”在皮毛牲畜行业中的地位。
而邢克让于民国22年（1934）得知“大盛魁”的末任经理邸县人陈严甫强行将其兄邢克恭在武川县经营的“四可堂”财产和资本抽走，将其兄一脚踢出，使其被迫破产，气愤成疾离开商号回天津家中休养，次年携家离开天津回到崞县原平镇老家，同年冬终因重病缠身在家中去逝，享年64岁，结束了显赫一时的金融大腕生涯。
从当年归化城“群英聚会”，各显神通的实际情况看，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多在此地一博雌雄，可从后来他们所占有资本数量多寡而言，前五人者依次应为：“大盛魁”经理山西祈县人段履庄，“天义栈”经理新疆古城人胡老五，“隆和昌”经理武川人张和公和本文中说到的邢克让、李祥，这里面没有小班馆子“旺春园”经理丁锦，但论其能力，后两位都是靠自身的能力拼打出来的，而前三位是继承了先人的“业绩”，因而无法在一个层面上衡量。
至于丁锦，尽管经营的“旺春园”可以和百年老店的“景福居”、“荣升元”三分天下，但论收入来看远不及当年的钱铺、和皮毛牲畜店，转瞬间就是千金、万金的进账，但从本人的能力来讲，并不逊色于邢克让和李祥归绥，这是当年归化城商界公认的事实。
因而归化城人对他们仨人有这样的评价，他们说：
“别看归化城里富商巨贾多如牛毛，论本领只有两个半人可以称得上是‘买卖人’：邢克让、李祥各算一个，丁锦是其中的半个。”；
但还有一种说法：
“归化城的两个半买卖人是指，李祥和老圪蛋二人是两个，邢克让算半个；其他大商人段履庄、胡老五、张和公、李海等等都不及格。”
足见当年这三位在归化城人们眼中地位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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