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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幽灵目光下：
他者怎样说话？
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就“文字下乡”进行过讨论。民国时期，在城里人的眼中，乡下人都是“愚”的。但在费先生看来，乡下人被视为“愚”，全是识字不多以及连带的城市生活知识缺乏的缘故。他指出，“愚”是指智力不足或能力缺陷，“识字”则是由乡土社会的生活需要与否所决定，无关个人的智力或能力。因此，“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进而，他将乡下的“文盲”现象解释为熟人社会的某种功能表现：人际交流往往可以通过口头来直接沟通，并且乡土生活其实同样需要许多知识与能力，只不过它们并不建立在文字基础上。费孝通的“识字之辩”，深刻地批评了中国社会城乡间的文化歧视，但这主要还是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展开的反思。
如果这种“识字教育”的歧视发生在历史脉络差异更大的不同文明之间，甚而由文化歧视变为文明歧视，当“优等文明”鼓吹起“自由”“现代”“发展”的号角时，我们还能否有力辨识出那些被压抑的他者的低音？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些低音里是否隐藏了一种别样的文明逻辑与生活想象力？阿根廷裔美籍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的著作《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引领我们深入的正是这样一个批判性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如何可能同时超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以犰狳为坐骑，科内利斯• 菲舍尔《美洲（约1555年）》
欧洲的认知特权和“美洲”的再理解：
“文艺复兴”如何为殖民铺路？
在传统的人文学理解中，“文艺复兴”一般被视为一场缘起14世纪意大利而后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思想与艺术运动，而“殖民主义”则往往是同15世纪末以来欧洲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以至对于亚非拉地区的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军事占领等历史发展相联系。
过去，两者的研究相隔甚远，而米尼奥罗则敏锐地把握到两者实有一种隐蔽的叠合关系。这一洞见并非得之传统的人文学研究，而主要受益于二战以后的社会科学。当“早期现代阶段”这一社会史范畴被引入，传统人文学意义的“文艺复兴”便也获得了一种自我理解的相对化契机：思想运动与殖民运动息息相关。在社会史的视野中，一种批判性的历史认识论视野得以开启。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按照作者的解释，是指“古典传统的重生为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亦即文艺复兴奠定了近代西方“现代／殖民”的双重逻辑。首先，文艺复兴是一套以“世界的主人”而非“上帝的仆役”为核心理念的欧洲人文主义世界观，这是现代性的正面。同时，文艺复兴的世界观又伴随着欧洲的殖民运动，不断遭遇、贬低、抹杀异文化的他者习俗、历史与观念，将美洲视为劣于“文明”的“野蛮”，这是现代性的负面。因此，在伴随殖民主义而兴起的全球现代性历史过程中，文艺复兴为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糅合提供了强词夺理的历史认识论支撑，这是其隐暗面的第一重理解。
如果作者的意思仅此，那么其实他并未超出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解范式，无非是重复了斯皮瓦克式的诘问：“他者能说话吗？”但是，米尼奥罗并非旨在针对西方现代性主体而简单地发掘对抗性他者，并非意图举起多元文化价值差异、少数族群身份差异、后发国家历史差异去直观地颠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基督教-市民”社会的普遍同质历史叙事。他所追问的真问题是：如果他者并未曾停止说话，或者经由解放重新说话，难道就跳出了对手的历史认识论吗？不是！
基督身体与地球秩序：《埃布斯托夫地图》
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提出一种反对西方的声音文艺复兴的意义，如若这种声音的言说逻辑仍然拘泥于文艺复兴的历史认识论，那么他者其实也只是在用欧洲的道理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历经百年苦难的国人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认识，看似欲以自强精神对抗西方列强，其实何尝不也深深复制了“进步”“发展”等欧洲霸道的历史认识论。
由此，米尼奥罗提出了“殖民性”这一概念，它正是“隐暗面”的第二重也是更核心的意义：文艺复兴为现代性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而米尼奥罗从文艺复兴中更深地发掘了与现代性孪生的殖民性，正是这一隐暗面的发掘，才使作者能够同时将欧洲与美洲各自的自我理解进行相对化：美洲实是欧洲的发明而非发现，欧洲也是遭遇美洲后返身自我认同的结果。美洲的对手，不仅是真实的殖民者，更是自我认同诞生之初便实际存在而又隐蔽作用的殖民权力。因此，“殖民性”或曰“文艺复兴的隐暗面”，正是要对文艺复兴的历史认识论乃至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形成一个批判性的再理解：不禁要问“美洲能说话吗？”，更要问“美洲怎样说话？”，乃至“美洲如何成为美洲？”
铭刻进殖民地“现代经验”的权力：
语言、记忆与空间的殖民
要弄清楚“美洲怎样说话”“美洲如何成为美洲”，就必须揭示出“殖民性”及“殖民权力”铭刻进美洲的历史过程。米尼奥罗的经验研究部分，便围绕西班牙殖民运动的语言治理、历史编纂、空间构建而展开，试图描绘出一幅“权力的殖民性”的历史画卷。
语言的殖民化，围绕内弗里哈撰写《卡斯蒂利亚语语法》与西班牙王国处在征服美洲、统一国家、欧洲扩张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展开。对印第安人的识字教育，无论是卡斯蒂利亚语还是拉丁语，均以本体论层面高扬字母文字而贬抑声音口语的文艺复兴观念为依据，以字母、阅读、书籍、卷册抹杀了印第安人、玛雅人的口语、观瞧、图经、结绳文的知识传统。“语言乃帝国的伴侣”，更是一语道破识字教育背后的文化政治，殖民者并非绝对难以认识他者的差异，其实更是利用此差异构建殖民权力的优势与合法性。
记忆的殖民化，面对西班牙人将缺乏文字的印第安人视为“没有历史的人民”这一历史，米尼奥罗指出，这里隐藏了“古典传统的非延续性”：墨西哥人、玛雅人当然有自己的历史叙述，不过采用的是铭文、图绘而非书面叙事，西班牙人则依据“历史由词语和事件构成”的观念，完成了字母书写与历史殖民的共谋。此外，文艺复兴的欧洲历史撰述，其实自身也已远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传统，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事件之叙事的理解方法”而非“目击者证言的理解方法”。文艺复兴的历史认识论，实则同时遮蔽了殖民地和古代欧洲传统。
书写与社会角色：一位身处羽毛技艺匠人中间的抄书人
空间的殖民化，通过勾勒欧洲人绘制地图、发明新世界的行动，论证了殖民者对于原住民非欧洲领土认知模式的抹杀，掩盖了原住民的世界观、城市观、宇宙观。由制图学的差异，作者更是分析了殖民权力对“同时代性”的否定：在跨文化的遭遇中，欧洲殖民者将“差异转化为价值”，又将价值放到进化时序中衡量，从而将美洲原住民视为必须被殖民开化的野蛮人，达到“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合体。
“现代性／殖民性”的幽灵
在这本著作的前言和后记中，米尼奥罗其实分别提到了万隆会议、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推进以及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在这些当代事件中，他洞察到了那条草蛇灰线的“现代性/殖民性”逻辑如鬼魅般幽灵宛在。
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反殖独立运动，尽管依靠民族主义、去西方化的斗争取得了极大成就，但由文艺复兴认识论改头换面而来的“发展”、“现代化”、“自由经济”等“权力的殖民性”仍在不断诱惑着非西方地域再一次地以“貌合神离”的方式复制西方逻辑。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服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的自由个体、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时，我们才发现，源自文艺复兴的历史认识论的斗争从未停息。
米尼奥罗强调“理解过去，言说当下”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的确，在阅读中，我们遭遇的不仅是一位有着第三世界经验且富于强烈历史感的人文学者，更是一位饱含现实道义关怀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文艺复兴的隐暗面”，其实是一种有关世界历史的批判性认识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本文为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3月19日B09版，撰文：罗成，编辑：禽禽，图片来自于网络文艺复兴的意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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