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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旅行期
(712-745)
为了使我们更容易、更清晰地看到杜甫创作的发展历程以及他的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们将杜甫的诗歌分为四个时期。
这第一期是读书游记时期，包括他三十四岁以前的作品。 据《壮游》诗云：“七岁时，一思而强，张口唱凤。” 诗有千余首。”可见，杜甫从七岁开始写诗，到四十三岁写下《金雕赋表》时，就有千余首诗同文（所谓“笔”）。所以按理推算，三十四岁以前写的诗至少应该有三四百首。但是，根据现存的诗作，有能确定为这一时期作品的诗歌只有十几首，这自然是一种遗憾，因为它使我们无法看到诗人创作的全貌。
虽然这一时期遗存的很少，但我们认为仍应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来对待。 因为在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数百首诗，这毕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同时，即使从这些诗歌来看，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各具特色。 如果把段落与第二期混为一谈杜甫的生平，就很难看出杜甫创作转型发展的迹象。
杜甫三十四岁之前，正所谓“天高地厚”，他自己也过着“静马相当狂”的游历生活，“快活”了“八九年”。 因此，本期诗歌主要写个人生活或描写风景，充满青春活力。 但在个别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诗人杜甫曾表达过对百姓灾难的同情，而对上流社会的“巧思”最初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他后来诗歌成长的根源。
就诗歌的体裁而言，此时五言诗的创作最为成熟，其次是五言古诗。 所谓“长句”七言古七言律，此时似乎很少写了（只有现存的七律一歌）。 五字牌和五七言绝句也很少（现存只有五字牌和一首七言绝句）。 这首诗规模不大，篇幅很短。 《临沂社第》一百二十字，为最长。
总之，第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杜甫创作的准备时期。
杜甫行踪地图
被困长安时期
(746-755)
第二期收录了杜甫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十年间的作品。 近十年来，杜甫几乎一直住在长安，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在长安写成的。
杜甫来到长安，在他的一生中值得一提，因为这对他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这样说：他来到长安，一方面结束了他的游历生活，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富有社会政治内涵的新游历生活。 这种游历的生活虽然痛苦，违背了他的主观意愿，但却是诗人成长所必需的。
众所周知，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也是犯罪的温床。 既是天堂又是地狱，这里有吸血鬼和输血，阶级对立在这里最为明显。 因为杜甫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他有机会看到天上的一面。 同时，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他也可能看到地狱的一面，接触到人们的生活。 ，就这样，他对统治阶级有了进一步的仇恨，对人民有了进一步的同情，从而创作了《兵马车》、《美人行》、《出塞》、《出塞》、《去吧》等作品。到塞上》《奉贤永怀》等诗句思想深刻。 仅凭这些诗句，杜甫就足以不朽。
据现存的诗词记载，杜甫近十年创作了约110首诗。 自然也有死亡，但数量可能不会很多。 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写出太多的诗篇。 生活的充实扩大了杜甫诗歌的范围，也扩大了他诗歌的篇幅。 这时出现了500字的小说，常见的是200多字。 就诗歌体裁而言，《七言谷》尤其值得一提。 他此时写下的诗多达二十八首，这也是第一时期所没有的现象。 本来，悲愤激动就需要这种“长句”来宣泄。
为官时被困在安史起义军中
(756—759)
本期收录了杜甫四十五至四十八年的作品。 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被困在安史起义军中做官的时期，只是笼统的说法。 因为在公元756年7月之前，也就是杜甫在从州府前往灵武的途中被胡兵俘虏并送往长安之前，杜甫还曾在长安居住过一段时间，举家出逃过一段时间。 九年七月，弃官于钦州，与家人过逃荒生活。 算起来，这四年里，他被困在安史叛乱中大约九个月，当官大约两年零两个月。
山河断国，春草满城
这一时期虽然只有四年，但却是杜甫创作史上最重要的四年。 从作品数量上看，这一时期比《长安十年》翻了一倍有余。 他总共写了249首诗。 从作品质量上看，内容也十分充实，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形成了他所有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由于“仁兽化”的安禄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又因与起义军的关系，亲尝了国亡家亡之苦，并亲眼目睹了胡兵惨案，因此，杜甫的爱国精神是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的特点。 他的悲欢离合，是如此敏感地适应着一战的胜败，一地的得失。
杜甫虽然入仕两年多，但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训斥，他一次次获得深入现实、深入民间的机会。 诗歌的根本原因。
在诗歌体裁的运用上，除了五律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所写最多的是五言古体诗，有九十首之多。 文集中五首古诗中最长的一篇——《北伐》——就是此时写成的。 七言古体亦多，有诗二十二首。 同样，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洗兵洗马》《七谷》也是此时写成的。 当然，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杜甫突然对古诗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而是诗歌的社会内容和叙事性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古体诗比较自由，其灵活性比近体诗大得多，便于表达更复杂的事物和情感。 这也是他的古体诗在这一时期尤为丰富的原因。
流浪西南时期
(760-770)
第四期是最后一期，收录了杜甫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之间十一年的作品。 杜甫在这十一年间的漂泊生活和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夔州之前为第一阶段，涵盖六年多时间（760年一月—766年四月），其中在成都茅草屋居住了约六年。 5年; 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485首诗。 迁夔州为第二阶段，约两年（766年4月-768年1月）。 时间虽不长，却写下了最多的作品。 他总共写了437首诗。 夔州流亡湖北、湖南后为第三阶段，历时不到三年（春768—冬770）； 此时的诗人杜甫已是一个残废的老人，但他仍然写下了一百五十首诗。
杜甫草堂
把这一时期三个时期杜甫的著作数量加起来，与前三个时期比较，不无意义。 统计告诉我们：杜甫在这十一年间一共写下了1072首诗。 占现存作品总数的73%以上，约为二期（长安十年）的十倍，三期的四倍半以上。 由此可见，在创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强”、“死后”的。 这种始终如一、艰苦奋斗的创作精神值得我们首先肯定。
由于时代、生活、年代的关系，这一时期杜甫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诗歌的抒情性。 也就是说，抒情诗多，纯叙事诗少。 这些抒情诗的内容多种多样。 有描写风景的抒情诗，有描写工作生活的抒情诗，有追忆往事的抒情诗，也有吟咏名胜古迹的抒情诗。 有的大声说话，直写心声； 有些是惊心动魄的，表达了友谊。 这些抒情诗不仅充满了真实，也饱含了现实。 但值得我们关注和欣赏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是政治讽刺诗。 我们知道，杜甫是一位“穷年愁李元”的诗人。 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里，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国家的命运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这种政治讽刺一直贯穿于他的三个时期。 这些讽刺有的是尖锐而尖锐的论证，如：“节俭就好，贼为王！” 《病橙》、《病橙》等诗； 有的借典故揭丑事，如《将军记》：“昨日玉鱼葬于坟场，金碗早出人间”。 发现了写皇家陵墓的作者。 其他直接反映现实的诗歌，往往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或怒火，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诗歌内容以抒情为主，诗歌的形式（体裁）也有了新的发展。 这是一大批更现代的诗歌——韵文和绝句。 他的三十一首诗和五首诗都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 他的一百零七首诗中有一百零五首是在此时写成的。 同时，他还创作了五言诗481首，七言诗125首。 写在这个时候。 由于种种限制，规诗不适合叙事，更适合抒情，这也是本期规诗较多的原因之一。 不过，律诗也有它的长处，因为它本身就具有音乐性和简洁性，需要更高的概括性。 因此，有时也作为讽刺的武器，显得格外铿锵有力。 能起到匕首投枪的作用，一针见血，以少胜多。 上面提到的一些经文就是例子。 有些同志过分贬低杜甫律诗的价值，忽视杜甫律诗的战斗性，这是不完整和不公平的。 但在接受度上，也确实往往需要读者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修养。
亲友无言，老病有孤舟
总之杜甫的生平，杜甫的史诗叙事诗价值不菲，他的抒情诗也值得我们关注。 通过这些优美的抒情诗，读者可以直接接触到诗人的博大胸怀和高尚人格。
*以上节选自肖狄飞《杜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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